【文/汪英伦】

当我们打开淘宝或亚马逊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置身于传统市场的错觉：买卖双方、价格机制与商业竞争——这些我们熟悉的市场元素似乎一应俱全。然而，以前希腊财政部长、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为代表的学者指出，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型不同，平台算法的核心任务不再是寻找市场的价格均衡点，而是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向发生在其“领地”上的每一笔交易强制征收“过路费”。

瓦鲁法基斯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

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

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垄断，并不在于平台企业单纯“更大”或“更贪婪”，而在于它们控制的不再只是某种商品，而是交易、表达、劳动与身份进入社会循环所必须经过的入口。

传统资本家通过生产商品获取利润；平台领主则通过控制基础设施抽取租金。商家不是简单地在亚马逊上销售商品，而是在亚马逊规定的可见性、佣金、物流与评价体系中求生；司机不是简单地使用滴滴或优步接单，而是在算法定价、评分制度和派单逻辑中被重新组织为可调度的劳动单元；普通用户也不是单纯消费内容，而是在每一次点击、停留和滑动中为平台训练推荐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平台并不是市场中的一个普通参与者，而是决定谁能进入市场、如何被看见、按什么规则交易的准制度性入口。

过去十年间，美国对谷歌和Meta发起各种反垄断诉讼；欧盟接连通过《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构筑起全球最严格的合规壁垒；加州落地了北美最严苛的隐私保护制度；韩国立法强制开放应用商店支付通道；国会听证会上对扎克伯格、贝佐斯、皮查伊的轮番质询足以剪辑成几小时的精彩片段……

这些监管努力虽然改变了平台的一些行为边界，却并未逆转平台权力继续基础设施化、准主权化的趋势。无论以哪一项指标衡量——市场份额、定价权、对供应链的支配力，乃至重塑公共舆论的能力——这些平台帝国都比十年前更加强大。

为什么在政治制度差异巨大的世界各地，遏制技术封建主义崛起的努力呈现出如此惊人一致的失败？

谈及监管为何总是失效，人们通常会将其归咎于“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 即监管机构反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或是政客们缺乏真正的改革意愿。这种解释过于轻巧。

从左到右依次为杰夫·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

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至今仍在徒劳地挥舞着一套源自十八世纪的政治工具箱——幻想着以“自由市场”为博弈底座、以“主权国家”为裁判主体、以“公民社会”为制衡杠杆——试图去规训一个早已超越市场范畴、甚至反向寄生于国家肌理之中的全新利维坦。

本文将论证两点。其一，算法决定哪些企业能够存活、哪些劳动者能够获得工作、哪些观点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它已实质性地构成了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定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却完全游离于基本结构本应承受的公共正当性审查之外。其二，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不同——后者至少还有教会、行会与自由城邦作为拥有独立合法性的制衡力量——技术封建主义内部并不存在任何能够约束“云端领主”的异质权威。这两个结构性缺陷互为表里，共同解释了为什么传统工具的修补屡试屡败。

政治哲学危机

（一）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算法

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在《正义论》中将“基本结构”定义为那些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基本权利、机会与人生前景的核心制度网络——宪法、法律体系以及宏观经济体制皆属此类。

罗尔斯认为，这些基本结构必须接受严格的公共正当性拷问，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塑造了公民一生的命运轨迹，且没有任何人可以选择退出。这些基本机构的核心法则必须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公民（甚至那些既定规则下的输家）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的条款之上。

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技术封建主义彻底颠覆了基本结构。一家小微企业能否存活，越来越取决于谷歌的搜索排名黑箱；哪些求职者能斩获体面工作，深受领英（LinkedIn）匹配算法及其衍生筛选机制的左右；青少年如何认知自我与世界，不过是TikTok推荐引擎的一面镜子；而选民在投票前所处的政治信息环境，则是经由Meta的分发决策精心过滤的结果。

无论以何种功能性标准来衡量——塑造人生机遇、塑造公民品格、还是框定社会的信息穹顶——这些数字系统都已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基本结构的一部分。

然而，与之匹配的公共正当性约束却彻底缺位。

宪法是经由公开辩论起草并经民主程序批准的；法律体系由必须以书面形式阐明法理依据的法官来执行；即便是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导向也必须接受公共舆论的商议。

但算法绝非如此。它们唯一的优化目标是私营企业的商业指标；它们可以不作任何预警地肆意更改规则，且无需向任何公众交代。

当YouTube修改其变现规则时，其引发的地震足以摧毁数百万创作者的生计，但这种改变仅仅是一纸单方面的“昭告天下”，而非一场公共辩论的结果。这些如今深度支配现代生活核心特征的基础设施，已然完全挣脱了自由民主社会在面对同等权力的公共制度时所必然施加的合法性枷锁。

也许有人会反驳：科技平台再怎么一手遮天，毕竟没有国家机器的执法权；没人拿枪逼着你用亚马逊或微信。

这种说辞是对现代权力的严重误读。压迫不一定伴随着暴力。在2026年，真正的“强制”根本不需要真枪实弹，只需要锁死你的人生选项就足够了。科技巨头没有枪，但他们已经变成了你别无选择的生存底座。

试想一下，今天“退出平台”的真实代价是什么？对商家而言是直接出局，对个人而言则是社会性死亡。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早已被寡头们斩草除根，现代生活最基础的呼吸吐纳，都已被它们全面接掌。